我工作的第一站是戴庄镇戴西小学，在戴西的那段日子，那份祥和宁静，清贫苦涩，是这一辈子没有过的，也永远不会忘记。
戴西小学的前身是戴西中学，全邳州最西北的一所中学。因学校合并撤消了，作为一个办学点使用。只有四五六年级，共7个班级，每个班级45-65人。学校坐落于小窑村南，大门面北房舍朝南，地处低洼，下雨的时候门口存水比较严重。大门西侧是传达室，校长老婆徐阿姨在那里负责打铃，铃就悬挂在门口的老树上。门卫室内很干净，几张旧书桌上整齐摆放着几个纸箱，里面是糖果和学习用品，那是徐阿姨的第二产业。紧挨着门卫室的是赵成华老师的卧室，房间不大，南侧上方有一个扁长的窗户，我踮起脚尖勉强可以看见里面。印象中，屋里很黑，简陋的床，破旧的柜子，凌乱的物品摆放，北墙好像挂着一幅山水画，斑驳发黄的样子。画下方是一台14寸黑白电视，晚上我和林一同去厕所时经过这里能听到屋里传来的很小的电视声音，有时也能听到赵老师紧促痛苦的咳嗽。这间屋子终日紧闭，也没见有人来过。窗户冬日关得严严实实的，只有炎夏才见窗棱横斜起来，那是年年岁岁中阳光唯一可以照进的时刻，也是空气唯一可以自由流通往来的日子。
直冲大门的是一条沙石铺就的中心路，中心路两侧分别是前后两排砖瓦房。我们通常把南面那排称为前排，北面那排称为后排。从门口到后排房子中间栽满了杨树，有一百多棵。夏日的时候枝叶婆娑凉风习习蝉声阵阵，冬日上百只鸟儿啁啾鸣转跳跃其间，很有意思。后排房子路西是办公室和两间教室，路东是一间教室、我和林的卧室及杨校长一家的居所。这排房子前面是两个很大的花园，东面栽了几棵桃树，树下是老师们的菜地。中间是花砖垒就的圆形花园，花园中间是一棵高大粗壮的雪松，很有年代感。几株粗壮的月季花旁逸斜出花开不断，有紫红的，西瓜红的，鹅黄的，哈密瓜黄的，还有粉的，白的，这是后来的毕业拍照打卡之地。再朝西就是一个长长的木香长廊，长廊迂回曲折，小路弯弯曲曲，木香遮天蔽日。暮春时香气飘满整个院子，很是沁人心脾。再朝南就是前排房子了，西侧依然是三间教室，东侧是乒乓球室、杨自玉老师的家、杂物室和教工餐厅。杂物室是我和林的厨房，里面就几张朱红色的旧桌子，一个煤气罐，单灶放在旧桌上。桌面没一个是平整的，铁桌的桌腿还会生锈，碰一下桌面砰砰作响。教师餐厅里面也很简陋，也是几张朱红色的旧桌子，摆成两排，靠西两张桌子是高老师分饭菜的地方，东面的几张桌子高矮不齐，桌面掉漆严重，凳子磨得光滑锃亮。教师餐厅东南不远处是一间不大的小屋，里面有土灶台，有蒸笼，有大大的铁锅，有煤炭堆在墙角。那是厨房重地，教师每日午餐全部在此加工完成。前排房子再朝前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操场，长满了扒根草，我似乎没有走到南墙过。
再回到这个村庄，已是12年后，虽然道路房屋变化很大，但我还是能辨出当年的路途以及几个孩子家的大致方位。这次回来是因一个叫李加利的男孩子结婚。原计划喝完喜酒去学校走一圈，由于搭车不便唯有作罢，只能坐在车里远远地看着：房屋没了，一座高楼拔地而起，院墙还在着，靠东墙不远处竖着几个篮球架，那是当年的学校食堂，我们每周能吃上红烧鱼的地方。
说起红烧鱼，我就会想起食堂做饭那个爱唱爱说的高成明老师，中等个，微胖，黝黑的脸苹果般圆。他很爱喝酒，半斤白酒下肚黑脸就变成了红山楂。说话声音很响，音调很高，经常手舞足蹈。他的裤子有时皱皱巴巴的，经常有老师问他“昨晚又喝酒睡在柴垛旁了吧？”他也不生气，只是乐呵呵地笑着，有时反驳两句，我们就知道他昨晚的确又喝多了，闹了很大笑话。但高老师从不误事，每天他会准时把饭菜做好，平分在粗糙的老式白碗里。平时两个素菜，逢集那天他爱做红烧鱼。鱼头、鱼肚、鱼尾一块块一碗碗，大小分得很均匀。他做的红烧鱼味道很好，鱼皮金黄酥脆有嚼劲，鱼肉新鲜细嫩够咸辣。红辣椒不多，放油煎过，很亮很香。几节葱段几块姜片匍匐在白瓷碗中。酱红色的汤汁浓郁饱满，略带酒味，香喷喷的鲜香之气很远就能闻到。老师们都爱吃高老师做的鱼和他蒸的馒头。
我和林端回饭菜到小食堂吃饭，男教师们在餐厅吃。邻屋每天都会传来他们高亢的话语和嘻哈的打趣声。杨校长就住在食堂后面，他平时在家吃饭。每次吃鱼的时候，也过来端一碗回家吃。
我至今不知道午饭时高成明老师喝不喝酒，其余老师是不喝的。只记得有时高成明老师会站在办公室挥着拳头拍着胸脯半眯起眼睛说起：“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话说那刘备张飞……”引得老师们一阵大笑。严肃的杨校长也不常管他，就他一个厨子，一个人忙碌着没人说话也寂寞。他不常去办公室，只是偶尔去站几分钟。以当日的菜价和集市趣闻为开头，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他就进来了。经常一身酒气。临近下办公来还好，校长默许他说书式的吹嘘一番。要是早来几分钟杨校长一声长长的清嗓他也就识趣地离开了。那时候我很喜欢高老师到办公室来。
办公室北面有三个窗户，两两对桌，坐了三组六张桌子，我坐在中间窗户东侧，林坐我对面。杨校长坐我身后，和高成法老师对桌。高成法老师浓眉大眼五官分明，爱穿中山装，干净整洁。很沉稳。西窗底下是与我同龄的李亚老师和张延坤老师。张延坤老师背对西墙，在西北角，全屋子他都一览无余。紧贴西墙的是临近退休有些驼背的赵成华老师和瘦小老实的杨俊俭老师。南面一个窗户，窗西是身架很直脾气也耿直的谭老师和英俊温和的杨召刚老师，窗东靠近东门的是杨自玉老师和魁梧倜傥的宋老师。杨自玉老师和我带同一个班级，40来岁，爱穿休闲服，爱看杂志报刊爱打乒乓球，写字也灵动俊逸，后来还送我一本行书字帖。
说起学校，不得不提起杨自勤校长。杨校长当时48岁，中等个，长方脸，鼻子很挺，头发偏分着。黑皮鞋每天擦得锃亮，黑色西装或蓝衬衫黑裤子成了他的经典形象。他的字圆润娟秀，备课很工整，一个本子下来没有一点着墨不匀涂抹修改的痕迹。他的办公桌用玻璃压着，作业本豆腐块似的整整齐齐。他家东墙挂着一块“天道酬勤”的匾额。他每天起很早跑步，回来后就摆弄菜地扫院子。听到扫院子的声音林就起床做饭了。我和林当时很怕他，望而生畏吧。在他隔壁住着也不敢大声说话。他对我们还是不错的，从没让我们付过煤气费，锅碗瓢勺也都是安排高老师帮我们买。他对我比较照顾。市里期中视导他还安排我上课给领导听，片区赛课活动也推荐我去。学校每月一次的业务检查，他也会把我和杨召刚主任一起带着。我还是忍不住怕他，又敬又畏的。我和他交集最多的就是一起打乒乓球。平日里他会和杨自玉老师对打，杨老师回家种地的时候他会喊我。他发球技术很高，很快很出其不意的。我经常接不到球。他也会让着我，故意把球打慢些，打高些，当我进入状态和他打了几个回合后，他右手一扬，使劲朝前一压一推，就把球稳稳地扣在了球桌边缘，我还没反应过来，球就冲出很远。我和杨校长的第二项交集应该是都爱看教育杂志吧。刚开始工作经常为如何教学如何管班而苦闷。有一次他一转身递给我一本《江苏教师教育》我就爱上了看它。后来，我经常翻阅他办公桌下面靠墙堆放的教育杂志，但从没告诉过他。多年后我参加省市论文大赛，每次都得奖，我想应该有这个缘故。
办公室里最活跃的就属张延坤老师了，他当时大概58岁，圆脸，宽肩，高额头，双眼炯炯有神，笑起来鱼尾纹上翘的样子很好看。个子不高，走起路来步幅很大，很轻。张老师因家住台儿庄，每天骑自行车40分钟的路程。杨校长特批他可以提前15分钟下班。肃静的办公室里只有张老师敢提起话茬引起大家的参与，通常情况下杨校长不会第一个接话，当大家讲得兴奋或他看快下班了才会忍不住插两句，要是离下班还早，他就会以几声短而紧的干咳提醒结束话题。张老师每天兴致都很好，尤其是经过一番热烈讨论后，看着自己下班时间已到，就会提起布包，跨着步子轻轻从西门心满意足地离开。
我在戴西工作的两年里，张老师走得最晚的一次应该是我得了急性阑尾炎那次吧。那是夏日早晨我肚子痛，被做医生的校长女儿艳萍姐送到了镇卫生院，吊水到日薄西山才回来。刚进大门老师们就走过来围着我问这问那，张老师还关切地和和我说了几句话。看见我病情还平稳，就说“这我就放心了。明天继续挂水哈。”当他离开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发生在老师们之间的趣事还有很多，因时间久远，遗忘了很多，但每个人的音容笑貌都深深印在了脑海里。闲暇的时候也常去回味。
在戴西带给我更多感动和快乐的当属那一群孩子们。全班53个孩子，大的年，小的年，我是，大部分都比我小6岁。正副班长是普祥龙和潘辉两个小男孩，坐在前排。普祥龙圆脸大眼睛双眼皮，嘴巴又薄又小。他行事很稳，很自信，走路昂首挺胸，有点江湖老大的派头。潘辉小头小脸小个子，乌溜溜的黑眼珠一转就是一个美好的想法。他也很爱笑，笑起来两个小酒窝。他皮肤很白，整天穿那件绿色校服。潘辉思维敏捷，每次数学都考第一。和同学争论的时候说话铿锵有力，面红耳赤的，哭起来边哭边说边擦，整张脸通红。
语文成绩最好的是金秋香和杨欣两位女同学。她俩作文都很好，在我指导下发表了好几篇文章。杨欣朗读很有水平，抑扬顿挫感情表达很到位。金秋香个性较强，事事都要比，成绩也很突出。也有几个成绩很差的孩子，个子都高高的长得很好，尤其是福秋水般的大眼睛弯弯的长睫毛镶嵌在白方脸上眨呀眨的，总是很无辜的样子，让你舍不得批评他。为了提高他们的成绩。我让他们借来了低年级课本逐个教。后来因为难度实在太大，也就放弃。不过他们的语文成绩在那两年里均提高了三四十分。对我来说还算是很欣慰的。最调皮的就是李祥章了，他就是个搞笑派，整天让我哭笑不得。比如说他写字最入体，却不常写完作业。写字还很潦草，龙飞凤舞的分不清是什么。最气人的就是他会手拿两支笔同时写字，家庭作业都是那样完成的。被学生告状后。我拿尺子要揍他。尺子还没上扬。他就赶紧耸直了肩闭上了眼，嘴里就发出“哎嘶哎嘶”的声音。有时还会夸大其词的故意哎呦一声，全班同学哄堂大笑。我实在无奈让他写下保证书也就作罢。但他还是逃不出被告状的份儿。我当年那样对他，真没有想到后来最关心体贴我的竟然就是他。现在他经常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