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南香红
来源︱谷雨故事（ID：GuyuStory）
◇王锦悌、王晋华、王选在日本的证言会上。
鼠疫、活体解剖、纵火，崇山村遭遇了空前的浩劫。日军细菌部队为何在一个小山村大动干戈？秘密在60多年后被揭开，日本老兵的忏悔和后辈的调查记录将残酷的真相拼凑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崇山村鼠疫流行之后，很快转成了传染剧烈的肺鼠疫，部队为了得到更剧烈的鼠疫菌，在崇山村进行就地人体解剖，战后其发表的论文有专门关于“崇山株”研究。部队用“崇山株”鼠疫菌生产了多少细菌武器，用在了中国的什么地方，仍然是一个无法破解的秘密。
火烧崇山村
村民的讲述渐渐拼凑起崇山村最黑暗的一天，年11月18日，这一天日本人放火烧了崇山村。
黎明之前的黑暗中，整个村子都在沉睡，多个日本军人分三路进村，敲门砸户，叫醒全村人，把大家都集中到小山坡上去。这里有块平地，是个晒场，村民平日在这里晒稻谷。四挺重机枪架在小山坡上，防止被围起来的村民冲出去。
生于年的王培根当年21岁，他是被集中到山坡上的崇山村人之一。
◇细菌战诉讼原告团秘书长王培根。
“我是被日本鬼子从被窝里赶出来的，当时完全是懵的，我看到大家都那么严肃，那么害怕，不知道日本人又要搞什么名堂。我当时很着急，找不到父母。父亲出来时躲在一个弄堂里，他知道日本人不会干什么好事，只是不知道会干什么，他不愿离家太远，想护着自己的家。房子着起来了，父亲冲进火里抢出了两只放母亲嫁妆的箱子。”（作者在-年间多次采访王培根）
当夜崇山村刮着大风，王培根在山坡高处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人用村民的稻草作为引柴点火烧屋，三队日本人，三个纵火点，火从碑塘边、聚奎祠和松树厅三个部位烧起。
“高大的祠堂不易着火，他们就用“烧夷弹”打，枪弹打到哪里，哪里就着起来。全村不多时就浓烟滚滚，遮天蔽日。那天风特别大，火势猛烈，一下就连成了一片，山坡在崇山村的最高处，上面的人能看到自家的房子着起来，那些‘当家的’都是跳起来哭的啦，一辈子甚至几辈子劳动所得的房产、财产都毁了，村民们撕心裂肺、捶胸顿足地哭喊，房子燃烧的爆炸声、木头的爆裂声和日本人的骂声混在一起，日本人不让我们哭，用刺刀戳过来。”
崇山村被大火点燃的时候，正是张菊莲从林山寺的粪坑里爬出来时，她远远看到村里火光冲天，浓烟遮日，清晨如同黑夜一样。她没敢回村，就躲在田梗里。是她向村里人报告了林山寺里的情景，告诉村人千万别再把病人送进去，日本鬼子要剖肚皮的。
读小学一年级的王希琦当时正在江湾镇，突然学校天井变得墨黑，教室里也一下子黑起来，学生们都跑到山上去看，远处的崇山村大火弥漫，一团一团的浓烟向天空翻腾上窜，日本人的飞机在学校上空飞来飞去，不停向房顶俯冲。
大火烧村，王菊莲家的房子也被烧了，她和母亲失散了，她被日本人赶到山背后。她想去找母亲，但日本人只允许坐或蹲在地上，一站起来就会被用刺刀指着。
而近在山坡上的村民，更真切地看到了自己家的火情：
“村民王荣森看到自己家的五间房子着起来，火蹿上来，势头很猛，冲出来救火，他拿两只水桶从水塘里舀了水，提了往家里跑，日本人远远地举起了枪，也不急，‘啪’的一枪打中了他的水桶，水就哗哗地流出来，王荣森也不管水桶漏，还是去救火，日本人又‘啪’地朝他打了一枪，王荣森的一只手打断了，水桶一下跌落在地上，水流了一地。山上哭喊着要冲下山的壮年人一下不敢动了。日本鬼子不把你打死，只打断你的手，示范给大家看，不准你去救火。
“一个叫王荣琪的村民，天没亮就到远离村庄的南部田里干活，浓烟飘到了南边的田里，他想村里一定失火了，拿起锄头就往家里跑，日本人看到他来救火，就‘嘣’的一枪打中了他的大腿，他扑倒在地，鲜血直流。他挣扎着，就是起不来，眼睁睁看着他家房子烧，就是不能起来救，好可怜……
“原本想救火的村民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家的房子烧，村民们跳起来哭叫，日本人就四面开枪，不让叫，不准哭。我身边的一个村民气急过头，一头栽倒在地，这是我亲眼所见，他就倒在我面前，死掉了。最后连家里的一根稻草都没有拿出来。”王培根说。
被打伤胳膊的王荣森活了下来，他说当时烧房时他是躲在家里的，看见房子火起来了就拼命去救火，但日本人发现了他，不让他救，一枪打中了他右臂的关节，右臂从此残废。他家的5间房全部被烧，而他的童养媳朱金芝当年十七岁，就在烧房的这一天死于鼠疫。
放火时，王选的表姑姑王丽君和她的母亲也在山坡上，可是父亲和两个姐姐却还在家里没有出来。
◇王丽君在作证言。
“我哥哥刚刚得鼠疫死了，两个姐姐也发病了，父亲守在房子里不肯走，心里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只要人在屋里，总不至于连人一同烧死吧。可是火还是窜上来了，看到屋子已经冒烟，父亲还没有出来，我和母亲都急死了。后来才知道，父亲让姐姐往外逃，可是两个姐姐病得走不动。火冒到屋顶上来了，到处都是燃烧的噼叭响声，皮肤感觉到了炙热，烟已经呛得人不能呼吸。父亲先把一个姐姐背出来，又冲进火海背出了另一个姐姐。
“父亲很怕两个姐姐被日本人带到林山寺去隔离，就把两个姐姐藏在了甘蔗地里。因为崇山村有传染病，所有的亲戚家都不留宿，我们也不敢去投奔亲戚。”（王丽君诉讼陈述和作者对王丽君的采访）
王化涛没有被鬼子围住，他们一家看到情况不对就逃出了村，刚逃到西面的小山坡上回望崇山村时，就看到村里升起大团大团的黑烟，把天空都遮住了，“墨黑墨黑的，像要下暴雨一样。”
当时并不知道是哪些房子被烧了，回到家后才知道王化涛家边上的祠堂先着起来，然后延烧到他家，全家的房子都烧得精光，只留下一所放杂物的小房。
日军的纵火点也包括崇山村的医生王道生家。王道生的大院子里有10间房子，五间是王道生的爷爷盖的，另五间是王道生造的。祖孙两代人造的房子衔接在一起，形成很长的纵深跨度。但细细比较，王道生造的五间显然要比爷爷造得高大得多，梁柱更粗大，雕刻也很繁复精致。可以看出，这个家族祖孙接力点滴积累，家势在逐渐走高。
遭遇了巨大灾难，老天爷也似有不忍，给他们留下了一线生路。王道生的大儿媳妇没有逃走，大火烧起来时，她用棉被泡了水往墙上、房子上盖，保下了这十间房子。现在房子外墙还可以看出黑色的火烧痕迹，这也是崇山村保留下来的唯一一所遭遇火烧而没有毁掉的建筑。家庭的悲剧，村庄的悲剧和国家的悲剧在这一个小院子重合并凝固了下来，成为至今留存不倒的证据。
◇王道生家被烧过的房子。
烧村那天晚上下起了大雨，没有房子的人都在外面淋着雨，那个夜晚的彻骨寒冷深深雕刻进崇山村人的记忆里。
王培根回忆说：
“我家的五间房子全部烧掉，一家人没有住处。我父亲人比较聪明，他找到离村米的水塘边的一个庙，想要一间房子给家人住，这座庙很小，有三个和尚，和尚说大殿里有菩萨，人不能住，除了他们自己住的，庙里不剩下几间房，结果有11户人家来抢房子。
“那时候田野里都是枣树，树上的枣都没有收过，我们村有几千担青枣，可以加工南枣、蜜枣的，是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但当时都没有办法收来加工。无家可归的人就到枣树下面，用稻草包起来，用树拿来绞起来，支成两穴、三穴的草穴，搭成简易的茅棚，下面都是通风的，无非是把上面的雨水、露水遮盖掉。”
王丽君和父亲母亲及两个姐姐在田梗里度过了又湿又冷的一夜，两个染上鼠疫的姐姐在泥土里痛苦地挣扎，下没有铺垫，上没有盖的被。一家人什么都没有带出来，连一只锅一只碗都没有。父亲乘夜黑又回到烧毁的家里，挖开废墟找了一口锅几只碗，找了张门板给姐姐在野地里搭了张床，然后又将大姐背到山里，藏在看山人用的小屋里。等父亲安排好大姐，转回田梗里再看二姐的时候，二姐已经死了。
王丽君和父母在野地里过了整整一个饥寒交迫的冬天。大姐因为在山上的小屋里，或许不至于像棚子里那么冷，竟慢慢熬过并活了下来。
王菊莲有3天没找到母亲。她哭了3天也饿了3天，村子烧完后她回到家，看到小脚而瘦弱的母亲在冒着烟的废墟上哭。“她瘫在那里，哭得很伤心很伤心，那个样子现在我都记得。”王菊莲说。
没有丈夫的母亲带着一个孤女在田垅里住了3年：
“我们家两间房子被烧了。我们家原本是造不起房子，这房子是祖父和父亲从别人手里买下来的。我和母亲住在天空下面3年啦，在田垅的沟里，用晒谷的簟围起来，从坟头里挖几块砖，搭成灶来烧饭，就这样过日子。冬天冻煞了，风刮过来刀割一样，我就去抱母亲，母亲就抱着我，两个人缩在一起哭。冬天大家都想去弄些稻草垫在下面，可稻草也没有那么多啊，冷啊，一个草棚一个草棚，里面天天都有人死掉。他们都口渴得很，都到沟里面去喝，但沟里也没有水，他们就趴在沟边上，也有的人往沟边的路上，爬着爬着，‘啪’的一下，就死在路上再也不动了。
“母亲个头很矮小的，又是一双小脚，原本就不出门不会种地的，房子和粮食烧没有了，她不得不学着种地，我记得的母亲的样子，就是跪在地里用双手刨，踩水车时她也是双膝跪着‘踩’的，她的小脚根本没法站长时间。
“后来太公祠堂里的一间小房子让我们租来住，一屁股大，只能放下一张床，一只炉子。我就是从那间破房子里出嫁的，我嫁了，就只有老太婆一人在里面住了20多年啊，到死都没有搬出来住进好房子。”
家境原本不错的王化涛就此中断了学业，上不起了。王化涛父亲家五个兄弟，除一个在江湾，另外四兄弟的房子全被烧掉。王化涛家死了一个妹妹，第四个伯父家里死了一个儿子。一个江湾的兄弟拿来斤大米，一家分斤，帮助渡过难关。一家人收拾了杂物间，在那所旧房里住了十三四年，直到新房子造好。
崇山村的大火整整烧了一天一夜，共烧掉户人家的多间房屋，多人无家可归。
◇侵华日军烧毁房屋示意图。
松树厅烧了3天3夜，它太高大，用的木料太多了，加上又是松木，本身油多，所以尽管下了大雨，还是没有把大火浇灭，它就像是一盏天灯似的熊熊烧着，日夜不熄。在火光照耀下，崇山村人匍匐着爬向松树厅西边18所房子的废墟，扒开余火未尽的梁木，寻找着粮食和衣物，那是他们劫后唯一可以渡过难关的物资。
“空前之浩劫”。年11月19日，崇山乡乡长王文格、江湾镇镇长王芝生联名再次致电流亡永康大平的义乌县县长章松年，报告日军火烧崇山村灾情：“……职等已在竭力施加防疫工作，费尽心血。突于昨日上午10时许，被日军将崇山村包围，焚毁二百余户，计屋四百余间，计灾民七百余人，损失一时难以调查。一般灾民啼饥号寒，哭声震天，为吾义空前之浩劫。”
王选姑姑王容仪家的房子全部被烧毁，她的叔叔也死于鼠疫。
王选在姑姑口中慢慢知道了小叔叔的遭遇。
姑姑和叔叔逃到隔着一条江的江南村舅舅家里躲避鼠疫。一个叫翠兰的中年妇女得了鼠疫被放在祠堂里，叔叔和她感情很好，每天跑回村去看她。有一天王选叔叔号啕大哭着跑了回来，样子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不停地哭号。后来人们才慢慢知道，这个孩子看到了最惨的一幕：祠堂里，女人被日本人肢解了，尸身不全，一只胳膊已经不知去向。
“当时我弟弟海宝看到这一情况回来告诉我。他痛苦地流着泪，不料晚上我弟弟突发高烧，第二日早上发现他的右颈长了个硬块。我到处为他去觅草药，以便敷治，结果被乡人知道了，不让我和弟弟与乡人在一道。我去央求舅舅将弟弟抬回家，拆了一块门板，在田里搭了一个棚，背着弟弟住到棚里”。（王选姑姑王容仪诉讼陈述）
王选的姑姑说，那一夜的冷，一辈子都忘不掉。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下着夹着雪粒的冻雨，14岁的她和13岁的弟弟一头一个蜷缩在一张门板上。弟弟身上烫得不敢摸，嘴里凄唳地嘶叫着他伙伴的名字，不停地喊：等等我，等等我，我就来。这让王选的姑姑怕极了，因为她知道，这些人都已经死于鼠疫。
“棚搭得不严实，天又下着雪，一条棉被已经湿了，又没有东西吃，饿得难受，弟弟呻吟着喊胸口疼，我轻轻抚摸他。乡民知道我弟弟患了鼠疫，提醒我让我与弟弟分头睡，晚上我便睡在弟弟脚后，半夜时光，忽听到一声响，似有东西掉下，我在黑暗中定了定神，连叫‘海宝海宝’，推他不动，使我更为惊慌，想起大人们说过，死了的人鼻子是冰冷的，于是我把脚伸过去碰碰他的头，岂知他的头已倒挂到门板下了。我哭着立即起身，连鞋子放在何处都找不到了，赤脚在黑暗中的野地里直奔三婶的草棚边，连哭带喊：‘海宝死了，海宝死了’。我弟弟患了鼠疫3天后就这样死去，天亮后我向伯伯借了些钱，请人把他埋葬。弟弟光着身子，眼睛睁得大大的，从棚内拉出来只用块破布裹了一下，这些情景让我感到痛不欲生。”
多年之后王选才知道，叔叔去祠堂看的那个妇女，姑姑叫她翠兰伯母的，实际上是爷爷去兰溪做生意时带回来的一个女人，长得清丽和顺，和爷爷没有法定或乡俗的婚约。爷爷去世后，奶奶和她一起照顾家里的生活。接着奶奶也去世了，王选的父亲是长子，在上海工作，家里只留下翠兰伯母和姑姑、叔叔两个年幼的孩子。翠兰对叔叔照顾最多，叔叔很粘她，所以叔叔才要跑回村里到祠堂去看她。而这个情节，姑姑一直瞒着王选，因为要避老一辈人的讳。
而在王选姑姑的回忆里，可以看到这个翠兰伯母不顾自己的安危，竭力保护王选姑姑的情节：一天，王选姑姑回村，看见晒谷场上四叔穿着单衣，跌跌撞撞地走着，他说四婶已死于鼠疫，王选姑姑急忙扶四叔到田地上，用糖秆枯叶，把他掩护起来，不让日军发现。
“我又去找伯母，因她也病重在棚里，隔壁棚里是四叔的两个女儿，两岁的躺着死了，四岁的看到我就撑手哭着让我抱她。此时伯母厉声叫我不要抱，让我马上离开。我没有办法，只得流着眼泪无奈走开，这3人两天内都死去。”
“这个可怜的女人就这样死在了外乡，还被日本人肢解作了实验材料，她的家在哪里，谁都不知道，一生也没有留下儿女，村里人也都叫她翠兰。后来我才知道她姓吴，叫吴翠兰。”王选说。
老画兵60年后的忏悔一则刊载于年6月3日（日本昭和十七年六月三日）日本《朝日新闻》的新闻照片，被研究部队的日本民间和平运动人士奈须重雄找到，他迅速把照片传给了王选。
◇奈须重雄发现的照片。
这是一张黑白照片，画面中心是三个全身上下用防化服包得严严实实的人，其中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一副担架，另一个护在旁边。担架上躺着一个人，中式衣服，看体形是个壮年男子。照片气氛紧张而阴森，最突出的是三个日本人的穿戴，一体化的头套上有猪鼻子一样的呼吸口罩和突出的白色边框护目镜，身上是手套长靴和胶皮质的衣服，让他们完全与外界隔绝。
图片说明是日军浙东作战防疫给水挺身队队员，在浙江义乌发生鼠疫后，不顾危险深入灾区防疫。照片由日军浙东战线义乌特派员白泽拍摄于义乌，图片背景是一座牌楼和不远处隐约可见的小山坡。
图片正是拍摄于义乌鼠疫流行期，一直盘桓于心的疑问再次涌上王选心头，崇山村的鼠疫到底是怎么来的？日本人为什么要在崇山村的林山寺里以治病的名义进行活体解剖？为什么要肢解病人的尸体，甚至要把埋进土里的挖出来割取淋巴？为什么要烧毁崇山村？为什么对外报道他们是在帮助防疫？崇山村的鼠疫和义乌鼠疫的关系是什么？日本到底在中国多大范围内使用了细菌战？
年，奈须重雄来到义务，王选和他及央视记者郭岭梅一起按着照片隐约显示出的背景，前往寻找照片拍摄的地点，以确认当年的情景。
义乌城和当年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义乌的牌楼也早在“文革”时期被毁掉了，小山坡也成了住宅区。家住义乌城区原东门的细菌战诉讼案原告张曙凭着小时候的记忆，认为照片上牌楼和小山坡应是在义乌老西门。经过现场查证和老住户们回忆，初步确认照片上的地点在义乌市西门街-号店面地段。
崇山村村民们大都说是“日本人放毒”，其中有这样的口述纪录：年9月3日，一架飞机飞来，一个叫金仙兰的24岁妇女正在水潭里洗衣服，看到飞机大叫起来：“这个飞机有毛病，它要掉下来了，屁股后面都是烟”，飞机没有掉下来，实际上是在撒布某种东西。飞机飞过去几天之后，崇山村就出现死老鼠，水沟里，水塘边都是。
王选认为，就目前的调查来看，崇山村的鼠疫很可能是受到了年对浙江衢州、宁波、金华、温州等地实施细菌战的波及，鼠疫在逃难的难民、在一次次的反复传染中一波波扩大，最后偶然击中了崇山村。至于村民们说看见了飞机的投撒，目前在中日资料里都没找到证据。
崇山村的鼠疫档案资料里说是从衢州传来，衢州被从空中撒播了鼠疫之后，第二年再度大流行。衢州火车站的一个售票员年9月5号在衢州发烧，于是乘坐浙赣线火车回到租住在义乌北门街的家，6日死去，将鼠疫带到了义乌……
一个当年如此偏远封闭的村庄，一旦被涉及，还能造成如此剧烈的传染，倒成为细菌武器恶魔般杀伤力的一个佐证，其巨大且连环不绝的功能，连日本的细菌武器研究专家都没有想到。
从几次浙赣细菌战的大局来说，崇山村不算是投放的中心，也不是重要的城市和战略要地，其所受影响理应不为日军细菌部队治疗白癜风的方法治疗白癜风的方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