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少年
小时候我的身体很孱弱，经常患病，像得脓包疮、阑尾炎、抽风、败血症这些大病，使我在鬼门关上徘徊了好几次。至于感冒之类的小疾，那更是家常便饭。一家人也因我这不争气的身体弄得焦头烂额，家徒四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读初中的时候才有所好转。也正因为身体的缘故，我读小学的时候经常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把学习成绩弄得一塌糊涂，但唯独语文课，不管我身体怎么折腾，却总没有落下。期中期末考试的成绩，其他各科都不及格，单单语文成绩还是冒尖的，老师有时还把我的作文当范文在班上朗读。
记得八岁那年，有一天我在自家刚筑好的土坯墙上作了一首所谓的诗，父亲看后大为惊讶，又叫隔壁的王老师过来看，王老师看后也赞叹不已。诗的原文是：“蚊子臭虫一大堆，苟延残喘诡计多。岂有此理侮辱人，血雨腥风卷地飞。”这是我编的几句隐射四人帮的顺口溜，哪里算得是什么诗呀，最多只能算是用几个成语造了几个句而已。但在当时能得到大人们的赞赏，可能是因为我年幼，在他们看来，如此小的年纪，能记住这几个成语已经算是很不简单了。
我天生就对文学有一种固执的偏爱。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家里很穷，没有钱给我买课外读物，于是我就把隔壁王老师家的一本毛主席诗集借过来，翻来覆去读了好几遍。在读初中的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有所好转，我便有了一些零花钱去买课外书。那时我最喜欢看得就是《少年文艺》。有时老师在讲台上讲课，我便在课桌下面偷偷地看，看到动情的时候，还可以哭笑出声来。有好多次被老师发现当场没收了书籍，下课后我又厚着脸皮把书要了回来。
初中一年级暑期的一天，我和同学罗某沿着阆巴公路到千佛镇的一个同学家里去玩耍。当我们走到老观镇境内的时候，迎面碰上了一辆从千佛镇境内驶来的大客车，大客车扬起的灰尘瞬间把我们扑了个灰头土脸，我边扑打身上的灰尘边随口吟了一首打油诗。诗的原文是：“三伏六月赴千佛，看见客车直叫苦。可笑秀才多尴尬，一身青衣被灰辱。”当时的那个情景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倒不是说这首打油诗吟得有多么高明，而是那个时代的艰苦生活已经深深地植根在了我的脑海。
高中毕业后我便一脚踏入了社会，一边工作一边从事文学写作，偶尔也有少量的文字见诸报刊。如果说我现在还有一些文字功底的话，那也得归功于少年时期的多舛经历给我打下的基础。文学不是凭空捏造的，文学的根基来源于生活。什么样的土壤结什么样的瓜，外部环境决定了瓜的质量，同样也决定了作家的写作方向。
哑巴大娘
哑巴大娘是位30多岁的农村妇女，姓王，按姻亲关系来排，还是我的远房亲戚。我本应该叫她一声大娘，可我从来都没有叫过，因为叫了她也听不见。哑巴大娘有三个孩子，一男二女，都是我小时候的好伙伴。
哑巴大娘不识字，三个孩子和她全靠手语交流。他们的手语，只有他们一家人才懂，别人是很难弄懂的。我小时候看见她们比比划划，很是好奇，她们都没有经过残疾人学校学习，她们的手语从何而来？长大后终于是明白了，他们的手语，都是从生活中逼出来的。
他们的手语来源于生活，当然不能同那些经过大雅之堂的手语相提并论。试想一下，在一个无法用正常语言交流的家庭，一个母亲和她的三个孩子在一起生活要经历怎样的煎熬？有时为了让对方明白，一个动作要重复比划好几次；有时还要即兴发挥，肢体比划和情景模拟相结合才能让对方明白。也幸好他们有亲情这层关系维系着，母子连心，一个看似很随意的动作，由于有了心灵感应，都可以让对方慢慢明白。时间久了，这些看似很随意的动作便固定下来，也就成了他们的语言。比如说吃饭，他们就比划一个吃饭的动作；比如说睡觉，他们就比划一个睡觉的动作。他们的这些手语，都是日常生活的基本动作，像表达情感类、科技类等高难度的语言，他们是比划不出来的。他们也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
哑巴大娘的三个孩子都没有读过多少书，三个孩子小学都没有毕业，高深的知识他们理解不了，但日常的算计还是够了。如果说甲骨文是中国最古老的象形文字，他们自创手语，就是生活中的甲骨文。
哑巴大娘小的时候并不哑，听父母说她是在八岁的时候生病吃药吃哑的。哑巴大娘长大成人后，招了一位穷苦农家的男子入赘，当哑巴大娘生完第三个孩子以后，她的男人嫌弃她，有一天偷偷地跑了，从此音讯全无。
哑巴大娘是个残疾人，家里有三个孩子要拉扯，在队里挣工分，年年都是倒贴户。有一年，哑巴大娘家的房子着火了，我们队的队长组织全队的人出力出物，给他们家修了四间新瓦房。从此，哑巴大娘一家告别了日晒雨漏的破茅草房时代。
后来，哑巴大娘的三个孩子渐渐长大成人，穷困的生活逐渐有了好转。改革开放以后，哑巴大娘的儿子到新疆兵团去打工，渐渐有了积蓄，生活也像芝麻开花节节高。再后来，哑巴大娘的二个女儿也出嫁了，在攀枝花工作的大女儿把母亲接去了攀枝花抚养。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哑巴大娘了。
童年趣事
小时候我很顽皮，经常模仿大人做出一些“出格”的事。可能是出于对孩子好奇心的宽容吧，父母常常也懒得搭理，任凭我在一边折腾去。
我的父亲是一个无线电修理个体户，在逢场天，他总是提着一个马灯到各乡场去为人家修理收音机、录音机之类的家电设备。那时我老家还没有通上电，父亲提的马灯，就是用来给烙铁加热以便烧锡焊用的。看着父亲维修家电的过程，我也模仿着用废铁块做了一个烙铁，在两个妹妹间冒充起修理大师来。于是，我的两个妹妹便常常屁颠屁颠地跟在我的后面，任凭我差使。
有一次，我在屋后的垃圾堆里找到一个废弃的喇叭（可能是隔壁人家以为报废了随手扔到垃圾堆里的），拿起来发现只是喇叭的引出线断了，我便用自制的烙铁把喇叭的引出线焊接好，挂在二楼正厅的屋檐下，再从自家的广播线上引出两根线接到喇叭上。傍晚广播响的时候，这个喇叭居然也能发出声音。繁星满天的夜晚，我们三兄妹坐在院坝里剥玉米，听着我鼓捣的喇叭发出美妙的歌声，两个妹妹佩服极了。
小时候我喜欢看坝坝电影，看得多了，也就模仿人家放电影的过程自己鼓捣着放电影。我首先找来两节小木棍插在地上，再拿来一张手帕，用绳子拴住手帕的四个角，再把手帕拴在两节木棍上，这样，放电影的银幕就挂好了。然后，在木棍上绑上一个火柴盒当作音箱，再从火柴盒的下端穿一根线引到场地中间的放映机上。所谓的放映机，其实就是一个手电筒。把电筒打开，让电筒的光照在手帕上，这样就开始放电影了。有时没有手电筒，便找来一个梳头用的小圆镜，将太阳光反射到手帕上，这样也能够放电影了。电影设备弄好了，我便找来两个妹妹一起看电影。我们三兄妹趴在地上，眼睛盯着前面的“银幕”，始终也没能看到“银幕”上有什么画面出现，可是我们心里还是美滋滋的，总以为自己是看了一场精彩的电影。少年的顽皮心态，是可以创造出世界上任何美好的事物来的。
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偶尔有人来学校门口摆弄西洋镜（万花筒）给学生们看。看着镜中那些变幻万千的图案，我感到既惊喜又好奇，便时时想着自己也能弄一个西洋镜来玩。回到家后，我便找来一节短竹筒，在竹筒的下端罩上一个玻璃瓶，在玻璃瓶中放一些水，在水中再放一些小石子。我一边把眼睛贴在竹筒上方看着下面的玻璃瓶底，一边用手不停地摇晃着瓶子，但怎么看也看不到西洋镜中的那些缤纷图案，最后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放弃了。
小时候我还喜欢玩打电话的游戏。所谓的打电话，就是将两节短竹筒一端用布包好，在布的中间用一根线将两节短竹筒连接起来，然后一人拿一节竹筒，跑到远处将线拉直，这样就可以打电话了。妹妹在一头对着竹筒喊话，我便在另一头把耳朵贴在竹筒上听，还真的能听到很清楚的声音。上学以后才知道，这其实就是利用了声音沿直线传播的原理。
夜深人静的时候，每当我回忆起孩童时鼓捣的那些趣事，有时还不禁哑然失笑。童年的孩子，就像天山上的雪莲，总能给人以无限的遐想。现在人到中年，童心早被生活所蒙蔽，是需要我们经常擦洗的。
雪花飘飘的冬季
我的母校玉皇观小学坐落在元宝山半山腰的一个垭口上，那里地势开阔，周围绿树环绕，景色十分优美。站在学校的操场上，可以看到远处连绵的群山，场面十分壮观。我在玉皇观小学度过了人生最初的三年启蒙教育，后来由于身体的原因被迫辍学，身体好了后便转到附近的火神庙小学读书了。从此，玉皇观小学的三年光阴，便成了我人生历程中的一段过去式，被永远地珍藏在心中。现在回想起那三年的时光，还有很多的人和事跳跃在眼前，但最令我挂怀的便是玉皇观小学冬季的雪花。
20世纪70年代，我老家的冬天还非常寒冷，一个冬季都要下好几次大雪，最大的雪还可以达到大雪封山的程度。如此大的雪，对农民从事的农业活动确实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但也给我们小孩子带来了一个快乐的天堂。我们在雪地里打雪仗堆雪人玩得不亦乐乎。有时中午趁老师吃午饭的时候，我们还相邀爬到元宝山的山顶去玩雪。我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一边走一边用竹竿不停地探着前方的路。终于爬上山顶，放眼一望，嗬！眼前的景色令人心旷神怡。山脚下的村庄和场镇都笼罩在一片白雪之中，只有构溪河像一条绿色的飘带，环绕着元宝山蜿蜒流向远方。眼前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已分不清道路和麦地了，只有积满水的冬水田还能看见原来的模样。冬水田里结着厚厚的冰，人都可以在冰上面行走。我们便捡来路边的石块，使劲把冰砸碎，然后一人拿着一块，放到嘴里嚼着。那刺骨的寒冰，从嘴里一直流到我们的心窝里，可我们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冻。有时候我们也会拾起一块小石头，使劲扔在冰面上，小石头便可以从水田的一头飞快地滑向另一头。这些快乐的冰雪游戏，时常使我们错过回学校上课的时间。
我的童年是一个政风涤荡的童年，隔不了多久就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运动，学校的语文课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我现在还记得那时学过的一些语文课：比如“我爱北京天安门”、“吃水不忘挖井人”、“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个豆瓣的旅行”等。那些语文课文，大多读来朗朗上口，但和现在的小学语文比起来，知识性和趣味性就显得单薄了一些。记得读小学二年级冬季的一天，老师领着我们学校的全体学生去游元宝山。我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面用彩色纸做成的小旗，一边走一边呼口号。至于为什么要呼口号，又为什么要游山，已经不是我们这些幼小的心灵能够懂得了。我们只是觉得好玩，跟着大队人马，踏着皑皑白雪，有说有笑地绕着元宝山转了一圈，最后又回到学校。长大后我才明白，原来我们的那次游山，是为了庆祝“四人帮”倒台而举行的一次欢庆活动。
童年的冬季虽美，可对于我们这些穷苦的农家孩子来说，有时也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小时候我家里很穷，冬天我都只是趿拉着一双破棉鞋去上学，有时甚至连袜子都没得穿。一个冬天，手和脚都长满冻疮。有一次我把冻疮弄破了，最后又转成了败血症，害得我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现在想起来都感到后怕。
还有一次更为严重的事情发生在我读小学三年级冬季的一天，当时我们正在教室里上课，我的阑尾炎突然发作，肚子痛得我满教室打滚，同学们都吓得惊慌失措。于是，老师立马和两个力气大一点儿的学生冒着风雪把我背回了家。到家后，老师和同学们连热水都没有喝上一口便又返回了学校。看着老师和同学们身上飘落的雪花，看着老师和同学们张口呼出的白气，我心里好生感激。冬天虽冷，但老师和同学们的热情却能给人以温暖。老师和同学们走后，父母马上把我背到乡卫生院去做检查，医生说我得的是急性阑尾炎，需要住院做手术。这一次的折腾，连带住院和在家养病，总共用了两个多月时间才让身体复原。身体好了以后，我便再也没能回到玉皇观小学上学了。
这些年，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我老家再也没有下过像小时候那样的大雪，那漫天飞雪的冬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时过境迁，小时候在雪地里一起玩耍的伙伴们大都已经忘却了，但唯独玉皇观小学冬季那飘飘洒洒的雪花一直下在我的心里，直到现在。
玉皇观传奇
玉皇观，顾名思义就是一座供奉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的道观。最能见证玉皇观历史变迁的，要数我的爷爷。可惜爷爷去世的早，在我还没有决定要对玉皇观历史进行考证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我对玉皇观历史的认知，来源于羊年春节回家探亲时，我爸爸的口述。
我的爷爷出生于上个世纪的年，爷爷出生后的第二年就爆发了辛亥革命，第三年就建立了民国。也就是说，我的爷爷是在晚清与民国的夹缝中诞生的。我爷爷在玉皇观读了3年小学，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在玉皇观下面的观音庙读了3年小学。因为爷爷读书的那阵还没有玉皇观，只是在玉皇观下面的不远处有一处观音岩，在观音岩的下面建有一座规模不大的观音庙，能容得下一二十个小娃娃读书。我的爷爷就是在那里度过了他的3年启蒙教育。在民国时期，我们村子附近还没有专门的公办学校，学生们读书都是在晚清遗存下来的寺庙里，光我们村子所处的元宝山那一带，就有观音庙、催生庙、火神庙、奉古寺等众多庙宇。在解放前夕，有信徒又把观音庙搬迁到了元宝山脚下的一个垭口上，更名为玉皇观。为什么要更名为玉皇观呢，就不得而知了，也许信徒们觉得玉皇大帝是比观音娘娘更大的神，更能福佑一方的平安吧。
构溪河发源于苍溪县的双河乡和龙山镇之间的桥盘山，在阆中市境内长约79公里，石滩镇就坐落在构溪河半程的一处臂弯里。石滩镇的对面就是元宝山，玉皇观就坐落在元宝山背面的一个垭口上。玉皇观的规模在当地算是比较大的了，有山门，正殿和偏殿，占地面积近二亩。紧挨着元宝山的是正殿，正殿又被隔成了两半，一半作为教室，一半作为宗教场所。正殿的侧面是偏殿，偏殿是作为教室使用的。偏殿的对面是在青石保坎上面修建的一排瓦房，作为教师的生活用房。在厨房与正殿之间有一小门，作为学校的后门。在后门的旁边有一颗直径达三人合抱的香樟树。香樟树的树冠上筑有两个硕大的喜鹊窝，每天都有喜鹊在上面叽叽喳喳地欢叫着。就是这颗古老的香樟树以及在它上面安家落户的喜鹊，给玉皇观带来了一丝神秘色彩，使玉皇观显得更像是玉皇观，这也许就是当初那些信徒们，把观音庙搬迁到这里的一个原因吧。
正殿正对着山门，山门内是用石板铺成的面积不算大的天井。从天井出山门是一条由青石保坎垒成的走廊，走廊的尽头是七八级青石台阶，青石台阶的下面就是学校的操场。操场上种有许多高大的洋槐树，在槐树丛中有三张石头做成的乒乓球台。操场上还有一个篮球场，篮球架是就地取材用木头做成的。解放后，由于学生的增多，当地村民又在走廊的石阶下面紧挨着玉皇观的偏殿处又搭建了一间土木结构的教室。这样，整个玉皇观小学便有了三间教室，可以供三个年级的学生读书。玉皇观小学也因此成了我们村子附近规模最大的一所小学，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玉皇观，最初是一所教学和宗教共用的场所，我在那里接受了三年的启蒙教育，后来由于得了阑尾炎而辍学，从此便告别了我的第一母校。我在玉皇观接受三年启蒙教育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文革刚刚结束。由于文革的原因，学校已经不见了曾经宗教活动的影子，玉皇观已经变成了一座完全意义上的玉皇观小学。就是到了现在，我还能依稀记得当时学校的一些景象。那时玉皇观小学总共有三位公办老师和一位民办老师。三位公办老师分别是：王大汉老师、王自正老师和刘学礼老师；一位民办老师是苟英培老师。他们都很团结，好多次放学后，我都看见他们围坐在山门外面走廊旁边的一张石桌上走象棋。记得我最初踏进教室的时候，是在玉皇观侧面的偏殿，在教室的黑板前面拉有一根铁丝，在铁丝上串有许多的小竹筒，王自正老师就是手拿着教课棒拨着竹筒教我们加减法的。我那时人很机灵，又长得乖巧，因此深得老师们的喜爱。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便成了少先队员，还是王自正老师亲手给我戴得红领巾。虽说文革后期老师们还没有摘掉“臭老九”的帽子，可我们那地方民风淳朴，还保留有古代那种尊师重教的传统。每年的腊月，同学们都要请老师到家里去吃年猪肉，有路远的同学，就用盅碗盛了做好的年猪肉带来学校给老师吃。整个腊月，都是老师们一年之中过得最有滋味的日子……
我老家在护山乡七大队，而玉皇观小学的产权是属于石滩乡八大队的，学校与我分属二个不同的乡。那年月，由于孩子多，就地上学比较方便，倒也没有严格的地域限制。中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学校的生源便在逐年地减少，到了二十一世纪初叶，玉皇观小学终因生源不济而轰然倒塌了。学校被石滩乡八大队拆了去用作林场建设，玉皇观小学，终于走完了属于它的近一百年的历史。年，构溪河被国家林业局确定为国家级的湿地公园，玉皇观附近的几个村子，在廖秀碧、王元华等热心村民的组织下，积极踊跃捐款，在玉皇观原址上又修建了一座袖珍版的玉皇观。重建后的玉皇观无论从气势到规模都无法与原来的玉皇观相提并论。昔日的阶梯不见了，四合院及天井不见了，甚至连昔日三人合抱的大香樟树也不见了。只是在紧挨着元宝山脚的地方，用推土机推出了一块平地，修建了一座二三十平米的山庙。在庙里供了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等几尊大神，并请来阆中长青寺的和尚开了光，重建后的玉皇观便算完成了。值得庆幸的是，在重建后的玉皇观两旁，又生了二颗口碗粗的大香樟树。枝叶繁茂的二颗大香樟树使重建后的玉皇观看起来像个二郎神庙，但好歹也算是像个庙了。
玉皇观的主持是廖秀碧女士。羊年的正月初十，母亲领着我和女友去逛了一次玉皇观。和两年前相比，玉皇观又有了一些变化：在大殿的旁边又修了一间侧房，正对着大殿外修了一座山门。我们到达玉皇观的时候，正好廖秀碧女生和王元华先生也在，母亲说廖秀碧女士按辈份我应该叫她娘娘（阿姨的意思）。我向玉皇观捐了一百元钱，母亲又拿出三十八元买了一些香蜡鞭炮之类的祭祀用品。今日前来烧香求神的人不多，到目前为止，插香炉的坛子里也只有寥寥的几柱香在冒着青烟。廖娘娘说，现在已经是正月初十了，好多人都要赶回原单位上班，因此香火差些。在大年三十下午以及正月初一初二这几天，这里的香火还是很旺盛的，前来烧香求神的人络绎不绝。一个正月下来，玉皇观能收入一二万元钱的香火钱。廖娘娘说，这些钱都用在了玉皇观的日常维护上了。
女友是广东佛山人，对神灵一向很是虔诚，我也不由地陪着她虔诚了一番。拜完了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及其诸神，我们又来到了距玉皇观下面几百米处的观音岩。在观音岩的下面已经有了一条土马路，在土马路的旁边修了一座小规模的观音庙。看来早前已经有人前来烧过香了，岩壁的炉台里还燃烧着蜡烛，空气中也弥漫着鞭炮爆炸后的硝烟味。我们点上蜡烛，拜完观音娘娘后便返回到了家里。
玉皇观，你的历史虽然短暂，但从你诞生之初到寿终正寝再到浴火重生的近百年历史进程中，你始终在与共和国的脉搏共舞，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了祖国近百年的曲折历史。羊年春节，如果有人要问我最大的感悟是什么，我可以说，除了故乡的亲情外，感悟最深的便是玉皇观的变迁了。
年3月4日
快刀手向阳
